普惠金融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而成为国家战略；2015年国家出台首个普惠金融发展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已如期收官。经过8年多的发展，中国已基本建成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宜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而随着国家普惠金融发展5年规划实施完成，中国普惠金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认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以及如何认知普惠金融与国家发展新阶段新需求的内在关系，成为推动普惠金融升级发展的前提。近日，本刊记者带着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聆听他的见解和预判。
Q: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CST）
A: 贝多广
CST：您一直向各界倡导正确理解“普惠金融”。近两年，您觉得普惠金融的相关方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回归正解了吗？
贝多广：的确，普惠金融是一个从国外引入中国的概念，在翻译“inclusive finance”这个词的时候，因为“普惠金融”这个中文翻译而引起了一些误解，比如，认为对小微企业的信贷利率就是要低于标准利率，这就导致了一些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乱象出现。在近年的大力普及之下，普惠金融“不是既普又惠，而是包容性金融”的概念，应该说已经被广泛接受。而且可喜的是，我们看到整个金融界特别是银行，无论是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都在全面开展普惠金融。尤其在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后的近五年，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可以说，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把普惠金融做得像中国这样有声有色。
CST：您认为近五年我国普惠金融何以取得长足发展？
贝多广：我想这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的动员力。对银行来说，普惠金融与其传统的商业模式不同，如果没有国家的动员，大银行很难积极响应。正是由于我国的体制优势和强大动员能力，所有银行业尤其是几大国有银行都被动员起来了，它们都建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且积极投入，从而在全国形成了银行全面开展普惠金融的大格局，因此带来了普惠金融规模的快速增长。
二是政策层面的积极助推。自普惠金融上升到国家金融发展战略高度以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牵头在河南省兰考县、浙江省宁波市、福建省宁德市和龙岩市、江西省赣州市和吉安市、山东省临沂市等“五省七地”开展了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探索普惠金融的新思路、新做法。各个试验区的特点各不相同，有的侧重于乡村，有的侧重于城市，有的重点面向小微企业，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比如，兰考试验区建设围绕“普惠、扶贫、县域”三大主题，目前已初步形成以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为核心，以普惠授信体系、信用信息体系、金融服务体系、风险防控体系为基本内容的“一平台四体系”兰考模式。此外，在国家政策助推下，短短五年间，普惠金融服务点就覆盖了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切切实实打通了农村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
三是国家对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的支持。我国数字支付、数字信贷等基于数字科技的科技金融取得长足发展，领先于世界，同时使原先普惠金融难以触达的人群能够被覆盖到。
四是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被广泛认知。在普惠金融的宣传和业务推广过程中，普惠金融的价值逐步释放，相关方对普惠金融社会价值的认知也逐步提升到新的高度。很多银行已经将普惠金融作为一项未来战略，同时，普惠金融理念也正在深入保险业、证券业，并将在未来两三年显现成效。
CST：如何看待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规模和水平？
贝多广：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已达18.6万亿元，可以看到，普惠金融类贷款的比例逐年提高，且增速较快。但我们认为，仅从供给侧看数字，意义不大，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不同类型的银行认定普惠金融类贷款的额度是不同的，规模小的银行可能把20万元以下的贷款视为普惠金融类贷款，而大银行可能把3000万元以下的贷款都列为普惠金融类贷款；应该从需求的角度去衡量普惠金融的水平，也就是去看普惠金融实际上真正要解决的是哪些人群的金融问题，他们的需求有没有被很好地满足。
我们认为，普惠金融面向的群体是“中小微弱”，即中小微企业和弱势人群。微型企业是指规模在10人以下的家庭企业或个体户，弱势人群是指在金融服务方面处于弱势的人群、家庭。这些“微”和“弱”决定了他们很难有抵押品，基本靠信用贷款，这其中确实存在风险，因而需要不一样的技术或商业模式来提供金融服务，而这方面又是缺乏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商行。因此，尽管我们看到普惠金融的规模数据不小，但并不见得完全覆盖到这部分人群。
CST：您曾说普惠金融面临的一大挑战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当下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贝多广：一般我们理解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指偏远乡村这种物理层面的，刚才已经谈到，普惠金融服务点已经覆盖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现在需要深化对“最后一公里”的认识，实际上它不局限于物理层面还可能存在于认知层面。比如我们身边的灵活就业者、骑手、个体户，他们尽管生活在大城市里，离金融机构很近，但却是被正规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群体。这反映出真正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问题，要从金融服务对象出发，也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发现“中小微弱”的金融需求，然后有针对性地设计出符合他们需求的产品。就如同李克强总理所讲的，要围绕市场主体的发展需求制定政策。
我们现在很多大的机构还是从供给方的角度，以自我为中心，高高在上，把搞普惠金融看作是“下沉”。普惠金融要高质量发展突破，还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真正去了解“中小微弱”的真实需求，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的灵活就业群体可能比正规就业者还要多，传统金融看不到这些人群的金融需求，但在当前的经济结构中，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如果能把这个群体的能力调动起来，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消费能力，届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再增长几个百分点都没问题。
CST：现在ESG投资成为热点，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等概念同时兴起，您如何看待普惠金融与ESG投资、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之间的关系？
贝多广：相关概念的确很多，但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说法，即都是从传统的只注重股东利益最大化、财务效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转变成既要考虑商业利益还要考虑社会价值，注重“双重目标”的实现。“双重目标”中的社会目标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考量，即E（环境）、S（社会）、G（治理）。根据国内情况，我们把ESG投资称为社会责任投资。从我们的角度看，社会责任投资在金融领域的反映就是普惠金融，因为普惠金融的本质就是要实现“双重目标”。
同时，普惠金融本身也是可持续金融。普惠金融不是公益金融，而是市场金融，它既要可持续，又要实现社会价值，因为它服务“中小微弱”这个群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社会责任投资的一个方面。
绿色金融主要是反映了金融对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双碳”目标的关切和推动。最近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具有天然的联系。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绝大多数也是受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群体，比如农民在气候灾害面前往往首当其冲，普惠金融因而也必须带有绿色属性。未来，普惠金融将与绿色金融融合在一起，形成绿色普惠金融的概念，我们也正在研究形成绿色普惠金融的框架。
因此，ESG投资也好，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也好，都是从社会责任投资这个概念出发，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实践者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某一个方面。我们建议，国家要在这个领域建立国家战略，使得未来所有的投资都要同时考虑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都要用社会责任投资的理念去推动，如此，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CST：2021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以“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为主题，普惠金融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有哪些新思路、新实践？
贝多广：普惠金融的本质就是要促进共同富裕。金融代表了资源，普惠金融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金融对于收入分配、财富分配、资源分配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传统的金融体系当中，“中小微弱”是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的，现在推广的普惠金融，实际上就是包容性的金融，就是要把这些“中小微弱”包容到金融体系之内，通过金融服务让他们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从而发挥普惠金融调整财富分配结构的功能。
在调研中我们明显看到，一些小微企业或者农户，当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信贷支持，他们就有条件或者更便利地去扩大生产、开拓新业务、创业做买卖，使自己能够发展起来。保险产品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平衡“中小微弱”的风险。比如，农民种庄稼，当遭遇自然灾害又没有相应的保险保障，那农民可能只能倾家荡产；相反，如果有相应的保险理赔，至少能帮这些弱势群体渡过难关，摆脱困境，提升他们的生计韧性。在这样的过程中，普惠金融能够起到一种杠杆作用，就是让金字塔底层人群有机会逐渐往上升，成为中等收入人群，让金字塔型社会转型成橄榄型社会。
另外，特别要强调一点，普惠金融并不仅仅局限于普惠信贷。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今年发布的《构建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1）》，主题是构建普惠金融生态体系，里面特别强调除信贷以外还要关注保险、关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比如科创板、中小板、北交所、新三板，这些实际上都属于普惠金融范畴，因为它们助力中小微企业的上市，而且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让更多社会资本能够进入普惠金融领域。这些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手段。
文 | 邓茗文
来源：《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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