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投资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意义凸显

2015年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通过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包含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169项子目标及231项指标，旨在以一种综合、协调的方式解决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在这一全球性发展框架的指导下，各类国际组织、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不断探索，将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理念与共识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治理方针、政策措施、市场制度和商业实践。

近年来，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地缘政治与军事冲突、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致使贫困人群不断增加等问题与矛盾突出，使全球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上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在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现实面前，人们逐渐意识到要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目前的发展模式实行真正的变革，需要充分调动社会（私营）资本弥合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资金缺口，更要有创新的模式和科学的路径引导商业力量去创造更大的可持续的价值。

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率先提出了“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倡导资本要追求财务回报和社会环境影响的协同，这一创新投资理念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社会价值投资是指追求可测量的社会价值并兼顾经济回报的一种投资形式，为应对社会领域的融资困境提供了新的选择。“影响力投资”与“社会价值投资”在概念上通常并不做区分。在国外，霍华德·W·巴菲特（小巴菲特）通过整合政府、企业、社会多维度资源，构建多方合作关系，将机构的目标与区域、国家、全球的发展目标匹配融合，将项目的被动受益人转变为主动共担风险的“持股人”，为社会价值投资促进社会治理、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经验。

联合国在新发布的《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时期，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亟待注入强劲的绿色动力，推动绿色与低碳复苏已成为国际共识和一致行动。

中国一直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实践者，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战略，赋予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新的时代内涵，并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社会价值投资与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有助于促进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这体现在社会价值投资的自身特性上，一是社会性优先，兼顾社会价值创造和财务回报的双统一保障了运作可持续；二是主动性凸显，行为的主动性为目标达成提供了动能；三是外加性导向，被投方在接受社会价值投资后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的程度；四是变革理论驱动，明确从行动到预期目标的实现路径，在实施过程中与目标受益方保持沟通，不断调整投资与运营策略，保证预期目标最大化达成；五是共创价值释放，社会力量更广泛地参与，共创社会价值投资生态，实现可持续的价值释放。

社会价值投资助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知。2019年9月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布了《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路线图》，成为可持续金融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行动指南。2020年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率先在中国试点《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国）技术报告》，旨在可持续发展和调动市场动力之间取得平衡，推动投资支持更包容、更可持续的世界。2021年，UNDP开发了《可持续发展投资者地图（中国）》，用以帮助私营投资者（基金、银行和公司）甄别与SDG一致的投资机会和商业模式，从而撬动资源投向SDG领域。未来，夯实社会价值投资本土化应用与探索，在推动国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实现双向促进将是新的重要趋势。

以社会价值投资推动我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以高质量发展牵引国家战略目标和发展的可持续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这要求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相统一。社会价值投资助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从三个维度进行的统一性思考：将传统金融应用上升为可持续金融探索、将SDGs细化到中国本土化行动方案、将单个企业助力转化成社会力量整合。最终，通过可持续金融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以中国化行动方案推动国家发展目标达成、借助社会力量整合激发实现全社会共创共享共益。

可持续金融的快速发展源自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金融需求，一方面聚焦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将可持续理念融入到金融政策、金融产品、金融实践之中；另一方面通过资金流向把控对金融资源利用进行优化与配置。2016年1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及2021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敲定《巴黎协定》全面实施细则，加速了可持续金融在各领域的应用。我国在可持续金融国际研究与标准制定上具有引领优势，但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议题解决上探索依旧不够深入。据港交所预测，未来十年，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内将会有大规模的双向资本流动，可持续金融投资规模将高达4500亿美元。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社会价值投资探索在助力本土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上具有巨大潜力，这需要进一步明确本土化重点方向与内容。

第一，探索社会价值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需要对我国经济运行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主动提升供给水平和质量以创造新需求。增强资本、金融、社会资源服务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助于促进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作为开展社会价值投资的重要主体，企业在风险可控与商业自愿的原则下探索与金融机构等资金供给方的价值共创，从资金、技术、产品、生态等多方面探索科技金融的综合赋能模式，有助于促进实现多方共益。

第二，探索社会价值投资支持乡村振兴。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2.5:1，同比缩小0.06，但依旧远高于发达富裕国家水平。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解决“三农”问题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重点。社会价值投资具有资金用途灵活性高、社会领域结合能力强等特点，在推动城乡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城镇数字化连通、金融服务普惠下沉、农业可持续发展、乡村就业帮扶等众多领域大有可为。

第三，探索社会价值投资支持“双碳”目标。“双碳”目标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国家战略，是全面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实现生态富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依赖能源、交通、农业、工业、建筑等行业，这些行业恰是能源消耗的主阵地。各行业企业可以在组织目标和能力范围内开展社会价值投资探索，包括参与碳金融创新、生态城市建设、碳系统开发、自身运营与生态伙伴碳减排助力，通过凝聚合力，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第四，探索社会价值投资支持精神文化。通过高质量发展与共同艰苦奋斗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除了包含物质富裕和生态富裕，还包括精神生活上的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包括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与满足感、社会文明程度与道德水平、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各族人民文化自信等。社会价值投资的本土化特性有助于从不同维度充分激发社会各方参与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在公共文化数字可得性、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文化旅游与文化产业等领域持续增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

第五，探索社会价值投资支持公共服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一项长期工作，是涉及城乡发展、就业体系、普惠托育、学前教育、全民健身、租购住房、医疗资源、社保养老、文化服务、法律服务等众多民生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开展本地化社会价值投资实践是普惠性社会共创的有力探索，而社会共创是促进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的最大生产力。这需要增强政府和社会资本资源在相关领域的共建，共同培育创新发展的新动能。

第六，探索社会价值投资支持公益慈善。公益慈善是推动“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力量，将公益与商业进行有效结合有助于推动组织更具创造力与活力，对“政府失灵”实现拾遗补缺，对“市场失灵”实现价值再造。围绕“公益+科技+金融+商业”创新模式，探索社会价值投资高效应用，一方面，摒弃传统以捐赠为主的被动式公益方式，畅通社会各方面参与渠道；另一方面，创新公益慈善解决各领域交叉社会问题的能力，拓宽社会价值实现维度，推动社会公平。

我国社会价值投资未来探索与展望

社会价值投资在促进我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未来，要重点围绕六方面内容进行探索。

锚定本土化议题助推可持续发展。探索本土化场景与应用实践是社会价值投资助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一是要积极响应和服务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社会价值投资的方法应用于本土可持续发展的“刚需”和“痛点”之中，在政府引导下与市场和社会形成合力。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掘不同发展形式下面临的新问题和新需求，适时调整投资策略，及时应对社会议题的变化。三是厘清本土化议题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总框架的关系，在探索自身模式应用的同时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和通用语言的构建，畅通国内外社会价值投资活动的生态体系，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投入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去。

打造多维度适用性社会价值评估体系。构建针对不同行业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是推动社会价值投资发展的关键要素。在构建原则上，应充分吸收、借鉴、转化国际现有评价标准的成果与经验，鼓励国内相关监管机构、第三方研究机构等主动参与标准的开发与制定。在参与主体上，鼓励社会各界多方共议共研共建，保障评价体系应用的公平与公正。在评估内容上，评估体系的开发应反映我国政策关切、社会关注、市场关心的议题和维度。在操作落地上，应结合需求和应用实际制定符合实操性的标准，避免标准过于复杂艰深。在结果转化上，加强“货币化”度量的方法论体系和应用场景研究，推动价值衡量实现可量化。

推动社会价值投资生态体系共创。社会价值投资是工具，目的是共益，社会共创将会是路径。在引导层面，要鼓励和激励社会资本入局，扩大社会价值投资的资金和资源供给，不断加强资本流向正向引导；要加强教育和传播功能，营造资本向善、价值共享的社会氛围，推动实现各项社会发展目标。在赋能层面，强化平台网络和跨界协同机制实现资源整合、供需对接，达成能力互补；引进成熟有效的投资方法工具，强化本土化试点应用；加大专业人才培育力度，打造复合型人才支持矩阵。

优化金融体系资源配置与工具创新。在资源配置优化上，加大对相关企业在一级市场的融资支持力度，为具有明显社会效益贡献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鼓励二级市场丰富各类可持续投资的产品种类和指数类别，创新散户资金参与渠道；要发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协同优势，鼓励企业探索合理的社会价值投资路径。在工具创新上，积极构建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和产品类别，满足针对不同社会发展领域的资金配置需求；同时，要加强风险防范与合规监管，做好社会价值投资相关金融风险防范保障。

推动科技应用与社会价值投资相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中提出，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应遵守“数字驱动、智慧为民、绿色低碳、公平普惠”的原则，体现出“科技向善”“金融向善”的融合统一，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催化我国社会价值投资的发展，使其更加精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一方面，以技术实现对信息的整合和资源的链接，提升资金资源配置的效率及供需双向的适配度；另一方面，从助力和服务的功能看，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多以轻资产运营为主，通过资金及技术的支持，有助于培育被投企业快速形成更具竞争力及可持续的产品与服务，推动社会发展不断向好。

探索形成中国社会价值投资发展新模式。第一，宏观上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遵循，既包括对SDGs的行动力展示，也包括对国家战略布局的匹配响应。第二，以微观主体推动社会价值投资实践。“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投融资共创模式将成为主导，这需要大中型企业、社会资本力量、金融机构勇于先行，在组织使命层面形成社会价值创造的驱动力和创新力。第三，以可持续金融本土化引导社会价值投资创新应用。我国在可持续金融领域具有诸多先发优势，通过产品创新与行为引导，促进社会价值投资投向重点发展领域，最终推动实现国家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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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胡文娟

来源丨《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2年9-10期

文章关键词：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