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历程，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潘家华教授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这十年变化非常大，从《哥本哈根协议》历史上首次把2摄氏度温升指标以国际协议的方式定下来，到《巴黎协定》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是目标不断聚焦，不断明确的十年，这意味着，发展和应对的航向没变，但是航道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减缓到减排，从化石能源转向零碳能源的航道。他也指出，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变需要提速和加速，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赢得未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张海滨教授以四个“前所未有”描述了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现状——气候危机的严重程度前所未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前所未有；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发展之快前所未有；全球气候面对的国际环境的严峻和复杂的程度前所未有。在碳中和的背景下，全球主要国家都加大了相关的部署，张海滨指出大国气候博弈正呈现一些新的特征和方式：围绕绿色低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之争愈演愈烈；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围绕国际气候秩序规则、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的竞争更加激烈；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道义高地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地位的博弈和争夺，越来越激烈。

针对应对气候变化与碳中和技术体系的构建，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黄晶首先介绍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一方面，温室气体的存在产生的温室效应是地球上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条件；另一方面，工业化以来人为活动排放温室气体的快速增加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气候风险。当前全球面临的挑战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长，减缓行动与承诺力度不足。我国正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保护地球家园的角度，结合自身的具体国情做出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他认为，要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发挥科技的重要支撑作用，需要从全面评估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出发，分析碳减排技术需求，构建碳中和技术体系，包括节能增效、零碳电力能源，零碳非电力能源，燃料/原料与工艺流程替代，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碳汇和集成耦合优化等。

聚焦循环经济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长聘教授、工业节能与绿色环境发展评价中心主任温宗国在发言中指出，在当前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生产和使用物质资源的种类和数量都呈现出快速增加的态势，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对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已经做出了很明确的碳减排承诺。温宗国教授及其团队总结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六大碳减排路径：一是源头绿色设计和避免浪费；二是优化产品生产和工艺流程；三是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与清洁燃料替代；四是利用废弃物或可再生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五是产品使用与服务系统创新；六是分级分类处置消费后废弃物。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作为中国的思想、智慧，生态文明不仅要对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也要对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可持续性科学做出贡献。他认为，假如世界可持续发展浪潮第一波是在欧美兴起，那么过去十年以来，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室，而且下一个十年中国的生态文明不仅会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实践做出贡献，也将会在理论研究上做出贡献。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如何检验和深化可持续性科学，他分别从五个基础性问题的思考上强调了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在深化发展可持续性科学中的重要引领性作用。

绿色发展是中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循环经济研究室主任杨春平指出，中国既要整体实现现代化，又要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挑战和机遇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循环经济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路径，探索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能源低碳型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与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回顾过去十年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他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碳减排、助力碳中和的四条主要路径：一是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推动重化工业流程再造；二是重点行业全面推广循环经济模式，实现生产全过程的资源能源节约和污染减排；三是碳的循环利用；四是发展再制造。  

过去十年，可谓中国交通发展的辉煌十年。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教授在发言中总结了中国交通这十年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沧桑巨变。他指出，我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特大桥隧、深水筑港、大型机场工程等建造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一批交通超级工程震撼世界，一大批自主研制的高速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装备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他总结了中国交通大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改变的主要表现：一是改变了中国地理区位特点和时空距离；二是成为脱贫致富的关键；三是改变了千百年来边疆人民、山区人民的生活，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四是拉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展望未来，他认为，交通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以绿色化、智能化、一体化等特点，加速实现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全国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史根东博士在主题发言中，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紧迫性出发，总结了当下社会人文领域人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多种表现，特别提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教育基本策略，第一，注重深化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研究；第二，注重编写碳达峰碳中和教学与学习资料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第三，注重开展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课程和教学-学习创新；第四，注重动员环境资源气候变化领域社会力量对接中小学生态文明教育；第五，注重动员青少年参与城乡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活动；第六，注重强化以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为主导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第七，注重扩大机关、学校与社区蔬菜与果林种植面积，扩大城镇生态空间。他相信，当社会、经济、环境与文化可持续发展以及全体公民中个体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升华到较为理想状态时，生态文明社会的愿景就真的变成现实了。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公共产品平台大中华区总负责人朱春全博士在发言中指出，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所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显示，环境问题已经逐步上升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最受关注、风险最高的制约性因素。当前，国际上已有20多个环保组织和国际机构提出和支持自然受益（Nature Positive）这一全球自然目标，希望到2030年实现生物多样性状况能够优于2020年的基线水平。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工商企业界的共同努力，同时，这其中也蕴藏巨大的商业机遇。世界经济论坛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迈向自然受益型经济的机遇》表明，通过食物、土地和海洋利用系统，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系统，能源和采掘系统这三大系统下的15项转型，中国到2030年能够带来1.9万亿美元的新增商业价值和8800万个就业机会。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论坛也正在积极推动“中国工商业行动计划”，以推动工商业引领自然受益型转型，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

在可持续发展的十年进展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理念与发展也在悄然变迁。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钱小军教授在发言中重点分析了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与CSR的关系，她指出，ESG是CSR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延伸，是推动企业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的力量，更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强力金融杠杆。她强调要从国家、社会、企业和国际趋势四个角度看待和理解ESG ，提出ESG不仅有助于强化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优势，也将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抓手和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途径。因此，企业要做好准备、主动作为，用业绩和事实说话。她期待，中国企业都能够主动按照ESG的原则运营，为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为人类的共同未来做出贡献。

金蜜蜂智库首席专家、ISO 26000利益相关方全球网络(SGN)副秘书长殷格非表示，ESG这个热点产生作用的核心在于金融机构，目前ESG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金融机构对投融资对象ESG信息数据不直观、不能衡量、不能有效比较，投资结果得不到有效衡量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了“ESG净值”的概念，综合ESG维度和公式将ESG的价值进行货币化衡量。这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和市场是一个新的理念，如果把每股盈利和每股ESG净值加起来，就得到了每股每个公司的真正价值，这对于推动可持续发展投融资、企业可持续转型都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