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磊   仝德

绿色建筑的发展进程

人们对绿色建筑的探索初始于对居住环境的优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诸如洛克菲勒中心等建筑就曾尝试通过空中花园的方式，在建筑中融入自然景观，提升建筑的整体舒适度。在这个阶段，绿色二字更多指代的是自然的装饰性功能，强调人的观感。

以能耗为侧重点的绿色建筑思潮则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20世纪60年代，消费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盛行，“无尽的消费才能促进人类的不断发展”是当时的主流思想。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报告提出“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随后的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增长有限论”就此产生广泛影响，建筑界也随之开始兴起“节能设计运动”，其中的低能耗建筑、太阳能建筑、生态建筑等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20世纪80年代，世界自然保护组织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以及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使得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升到一个历史高度，这使得融合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绿色建筑理念开始正式得到世界各国关注。而真正对绿色建筑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第十八次国际建筑师协会于1993年发布的“芝加哥宣言”，此次会议呼吁建筑领域要对环境与社会赋予应有的关注，号召全世界的建筑师以环境可持续发展为职责，“绿色建筑”由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广。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签订，其中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性条款则进一步促进了绿色建筑的发展。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将绿色建筑概念引入中国。自此以后，我国政府相续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和标准法规，包括《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等，推动了绿色建筑在国内的发展。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这一历史性承诺之下，绿色建筑、低碳建筑、可持续建筑等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成为了现阶段产业政策与资本市场上关注的重点。

纵观其推广过程可发现，绿色建筑理念发展的两个最核心驱动力是世界在经济和生态上的需求，正是这一特点使得每个时期对于绿色建筑的定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经济层面，能源是建筑的基础。在高能源价格的市场中，建筑物必须尽可能少地使用化石燃料，以“抵御”不可预知和迅速上涨的能源与材料价格，这也是能源危机能够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原因之一。而在生态层面，全球碳排放有近40%都与建筑业相关，在气候问题频发的今天，探索绿色建筑也必然成为建筑行业的转型方向。

发展绿色建筑的意义

发展绿色建筑可以带来多层面的收益。从经济层面来说，其一，高性能的绿色建筑可以有效降低建筑的整体成本。一方面，随着世界各地的建筑规范日益明确，以及供应链日益完善，与绿色建筑相关的设计和施工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绿色建筑已被多次证明可以通过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来降低长期运营维护的成本。运营维护成本降低对政府而言意味着可以降低公共服务在建筑方面的相关成本；对商业投资者来说，在合理的投资回收期内，仅节能一项通常就可能超过与设计、施工相关的大部分成本溢价；对普通公众来说，也意味着可以减少在水电消耗上的生活开销。其二，在当前阶段，可持续性方面的风险因素正在显著影响房地产资产的未来价值，从而影响其投资回报率。随着投资者和建筑使用者对绿色建筑潜力的越发关注，以及世界各国监管的越发严格，具有认证资质的建筑物将具有更高的适销性和更高的投资价值。其三，绿色建筑可以在建筑设计、工程、制造、建筑和运营行业创造更多绿色就业机会，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从环境层面来说，绿色建筑降低的能耗首先会同步降低其全产业链条上的碳排放。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到2050年，通过对建筑物的直接低碳措施，建筑部门将节省50%或更多的能源，整体减排潜力将高达84兆吨二氧化碳。此外，绿色建筑还可以通过很多具体技术实现对环境的增益效果，例如，“绿色屋顶”可以通过降低屋顶温度、增加城市绿植面积，从而减少雨水径流和城市热岛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有效的绿色建筑结构还可大幅降低建筑垃圾量。

从社会层面来说，绿色建筑可以提高人们在室内的工作生活质量，对工作者的生产力和居住者的健康福祉，以及可持续社区的发展都能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上州医科学院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绿色认证建筑中工作的人的认知功能测试分数比在没有获得绿色认证的类似高性能建筑中工作的人高出26%。科学的绿色建筑设计也有助于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生态环境议题，为推动绿色社会发展提供助力。

国内绿色建筑投资的前景

得益于我国碳中和、碳达峰的政策目标，以及中国ESG投资体系、可持续责任投资与绿色金融的发展，建筑行业发展向低碳减排转型将成大势所趋，国内绿色建筑也将迎来全新的行业投资与发展机遇。

其一是产业增幅迅速。绿色建筑产业链不同于传统建筑行业，是集绿色建筑研发、咨询设计、绿色建材、绿色施工、销售、绿色建筑运营、建筑废弃物报废回收为一体的闭口循环建筑产业链环，且需要全产业链共同推动全生命周期的协同发展，因此产业覆盖领域广阔、潜力巨大。我国的绿色建筑产业在“十三五”期间进入全面发展阶段。2017年，我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旨在建设节能低碳、绿色生态、集约高效的建筑用能体系，推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0年发布的《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则提出到2022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70%等绿色建筑发展目标。

这一大方向背景给绿色建筑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累计建设绿色建筑面积已经超过50亿平方米，在城镇新建建筑中的比重也已经从2012年的2%大幅提升至2019年的65%，带动关联产业产值可达3万亿元。在每年房屋施工总面积持续增长的情况下，预计2022年我国绿色建筑总建筑面积可以达到90亿平方米，绿色建筑已经展现出明显且突出的增长优势。

其二是金融政策鼓励。绿色金融框架体系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其近年发展也高效促进了我国市场资本向绿色建筑领域的流动。我国于2012年出台《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2015年将绿色建筑列为《绿色债券发行指引》重点支持项目，2017年发行第一支绿色建筑债券。此后，《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 年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发布实施，不但为绿色建筑行业发行绿色债券提供了政策指导，也对建筑业与金融业的绿色互动进行了促进，对绿色建筑的融资环境进行了积极培育。

目前我国正在探索或已经发行的绿色建筑类金融产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建筑保险、绿色REITs、绿色建筑基金等，涉及建筑范围包括保障房、商场、公寓、办公楼、机场等各类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全国多个城市也已将保障性住房绿色建设列为发展目标，并配套出台了各地的《绿色建筑实施行动方案》，这些都为绿色建筑领域的绿色债券发展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根据预测，我国每年新增绿色建筑体量约可达到4亿~6亿平方米，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融资总需求可达6000亿元。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背景下，绿色建筑市场将爆发巨大需求，加速驶入快车道。

其三是技术逐步成熟。装配式建筑和光伏建筑一体化（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s，BIPV）是目前最契合绿色建筑的技术模式。其中，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已有一段时间，这项技术不但能凭借节能环保等特征满足建筑业整体绿色转型的需求，其预制式、规模化的生产模式还能有效缩短工期、提升生产效率、减少人力需求，从而获得更多成本优势。从发展阶段看，近两年我国装配式建筑的渗透率存在明显提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新增装配式建筑则已达6.3亿平方米，约占总新建建筑面积的20.5%，较2019年同比增长 50.7%。在此基础上，我国还在持续加大装配式建筑的扶持力度，全国已有31省出台了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和补贴标准，进一步提升装配式建筑的技术应用水平。

另一方面，能够充分利用太阳能的BIPV技术的特点之一是在建筑建造前期就实现光伏组件和建筑物的结合，因此其组件应用场景和功能都更加丰富，如光伏屋顶、光伏幕墙、光伏遮阳板、以及光伏建材等，此外，其能源供应效率也更高，适合我国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体量。目前，BIPV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步阶段，但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与积极引导、全国光伏市场的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常规光伏发电逐步实现平价，BIPV产业在不久的未来必将是重要的行业发展机遇。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20亿平方米的新建建筑，建筑资源充裕，市场潜力巨大，随着各地碳排放指标的进一步落实，建筑行业大规模发展BIPV技术正当其时。

进一步促进国内绿色建筑投资的建议

近年来绿色金融对绿色建筑领域的支持已开始起步，然而，由于绿色建筑前期成本仍偏高、绿色建筑信息披露机制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机制待完善、市场需求未完全开发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绿色建筑投资的潜力仍有待进一步的挖掘。针对这一情况，有如下三个建议：

第一是出台更多具有针对性的绿色建筑专项金融支持政策，丰富政策体系层次，鼓励金融工具创新，促进降低绿色建筑投资成本。例如，在企业维度，可以在鼓励公共住房专营机构多建设绿色保障性住房的同时，在绿色债券的发行政策与准入上给予更多政策性支持；结合建筑行业供应链较长、参与主体较多的特征，可以通过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为具备绿色建筑技术的中小微企业量身提供金融产品。在地域维度，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地区可以利用特区优势，在绿色金融条例的基础上出台针对绿色债券的优惠性政策，吸引绿色金融产业在湾区的更好发展；在产品维度，应进一步扩大绿色建筑保险的品种覆盖面，为绿色建筑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绿色金融支持。

第二是继续加强公众绿色建筑的认可度，激活消费端需求。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国内参考。与中国相比，日本的绿色建筑发展起源于其60年代环境公害时期带来的全民环境意识提高，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此外，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已过，民众对于生活质量、环境保护的追求高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绿色建筑在日本的推行过程中得到了大量民间参与讨论，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可度较高。基于此，日本的大型企业也大都愿意参与之中，积极探索从公司决策层推行ESG战略、推广绿色建筑、营造可持续发展社区等热点话题。建筑领域企业也更愿意将自身业务的社会价值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行对应，将绿色与可持续理念渗透到自身业务流程中。政府对绿色建筑相关企业的扶持也能因此得到更加明显的效果，如日本的保障房专营机构UR都市机构就在海外信用评级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第三是地方上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要顺应当地进行调整，当前我国在绿色建筑标准实施动力和实施效果方面都还有一定的改善空间。绿色建筑本质上是给居住人群提供更好生活品质的手段，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存在较大差异，发展绿色建筑必须要做到“因地制宜、多方思考、综合判断、公共参与”。为达成目标或者约束性比例而强制性推进绿色建筑，以及不考虑地区实际情况或象征性的开发绿色建筑都不是政策标准的本意，应该如何平衡“提高宜居性与便利性”和“实现社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这正是值得各地相关部门、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思考的问题。

作者：张磊，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中国产业研究百强青年学者；仝德，北京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